在我们党百年华诞之际，我们满怀激情回顾党的光辉历程，歌颂党的丰功伟绩。作为一个有60年党龄的我见证了半个世纪党的千秋伟业，深深地为我们党感到无比自豪！
1940年，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，而幸运地长在红旗下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家住在上海闸北的一个棚户区。父亲帮人打工但常面临失业。两个才十二、三岁的姐姐不得不进纺织厂当童工，都得了肺病，三姐来不及等到解放不幸病故。小弟弟才2岁因病无钱治疗而夭折。家里常常吃了中餐，不知道有没有晚餐。旧社会的痛苦生活我永远牢记在心。
我哥哥1945年5月在上海南洋中学加入了共产党，后进入暨南大学求学，担任了地下党总支委员和文学院支部书记。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前两年里常有他的一些同学到我家相聚交谈，他们知道我家经济困难，就经常带些食品和钱帮助我们。当时家人都认为他们是好人，直到上海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共产党。解放后，我哥哥担任了闸北区团委书记，二姐和四姐先后参加了工作并入了党，组织上安排我家搬到公家的房子居住。从此，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。
作为新中国的青少年，我一心沿着成长进步的“三部曲：少先队——共青团——共产党”的目标不断努力。1950年2月，我加入了少先队。1952年9月我读初中，住在我二姐的虹口区委机关宿舍，吃在机关食堂。我周围都是党、团员，都非常关心和帮助我这个小弟弟，他们借给我看了许多进步书籍，印象最深的有《可爱的中国》（方志敏）、《把一切献给党》（吴运铎）等，以及苏联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等，看了不少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电影，这些都使我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和敬仰。1954年8月24日，我加入了共青团。1955年9月我被学校推荐考进了上海船校焊接专业求学，吃、住都不要花钱。1958年8月毕业，学校安排我留校，培养当政治教师。从此，我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我逐步懂得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，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理想。通过党课学习，我完整地了解了党的基本知识，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。在哥哥、姐姐鼓励下，我于1959年2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决心努力争取入党，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。
最近，我又翻阅了自己保存了60多年的“入党材料”，有入党申请书和志愿书的草稿，有1959年、1960年每季度一份的和1961年预备期每月一份的思想汇报底稿。还有1960年10月29日党支部大会上党员同志对我的批评意见的记录。他们在肯定我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同时，认真而诚恳地对我的缺点提出了批评，主要是：有时会患得患失，有时对困难有畏难情绪，有时又会有自满情绪，与同志开展批评不够大胆等。这些批评深深打动了我，我认识到归根结底还是个人主义，与党性不相符合。对这些批评，我表示虚心接受，一定努力改正。实际上，它们让我终身受益，常鞭策自己要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。我的入党过程就是这样从“感恩”、“进步”到立志献身，把自己的人生信仰同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统一起来。
参加工作后，我不断得到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。见习期每天上午去锻工车间劳动，下午才去办公，担任机械科团总支副书记和一个班的班主任。选我到上海教育学院在职进修两门政治理论课，还安排一位老教师指导我备“政治经济学”课，很快让我上了讲台。我住在学生宿舍，吃在学生食堂。我和学生共同参加“三夏”和“三秋”农业劳动。还让我去部队参加军训，去上钢一厂支援建设。这些安排让我接触工农兵，向他们学习优良品德；又与同学打成一片，建立感情，努力做好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。
1970年4月，学校搬迁镇江后，先后安排我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秘书，后在专业队、学生科、宣传科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三系党总支、社科部和图书馆负责工作，最后在组织部工作。退休后被组织部、材料学院、南徐学院返聘为组织员工作十年。2010年以后，我被安排参加校关工委《成长驿站》指导教师工作，又担任离退休党工委委员，任一个退休支部16年的支部书记。这些工作虽然都很平凡，但都很有意义。尤其在南徐学院任组织员共与1055名学生新党员谈话、写材料；在《成长驿站》十年里共与500多名同学谈心，并参加50多项学院的教育活动。能为学校培养人和党建工作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量是值得的，我是为我们党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出了一份力。
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建工作的党员，为党的事业尽职，就体现了为人民服务，为国家作贡献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最近，党中央决定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”，更加增强了我们的荣誉感、归属感、担当感，我绝不辜负党中央的关怀和鞭策，在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上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努力，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——这是我终生的追求。
